文/史骥无息外盘配资
赵锡光将军，字重华，云南省保山县人，生于1901年，1955年逝世。
他出身于云南讲武堂，是滇军系统。1946年担任国民党军四十二军军长。
1947年5月，该军整编为整编四十二师，他任师长兼南疆警备司令(师部驻疏勒)。
他拥护张治中将军提出的“在新疆要执行和平、安定、进步、建设”的方针。
1949年2月，在国民党的崩溃和我党的胜利已成定局的关键时刻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李宗仁电令新疆部队，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，悉数东调，参加内战。
当时陶峙岳以整训部队为名，召集师、旅长在迪化(乌鲁木齐)开会，征询是否听调的意见时，赵锡光在会上以“部队守土有责，保民有责，不能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”为理由，坚决反对部队东调，和马呈祥(国民党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)、叶成(国民党整编七十八师师长)等人所提出的新疆的安危决定不了全局而力主东调的主张，针锋相对，会议无法形成统一意见，最后请陶峙岳看形势发展作出安排，实际上支持了陶峙岳不欲东调的策略。
由于赵锡光反对部队东调最坚决，当1949年7、8月间，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兰州、西宁挺进，陶峙岳酝酿和平起义时，首先想到了赵锡光。
据陶峙岳回忆:“赵锡光与我同事有年，私交甚笃，他在政治上虽谈不上明朗，但要求进步，不甘随俗浮沉，同流合污，是我所深知的。他因为不是黄埔嫡系，在胡宗南下面处境孤立，与我是声气相通的。”
因此，陶峙岳认为可与赵共大事。遂于同年8月15日左右，以检查部队后勤为名，偕国民党联勤总部驻新疆供应局局长郝家骏、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梁客浔，约赵锡光到焉耆会晤。
陶峙岳与赵锡光两人单独就新疆和平起义大事，坦率交谈，作出决定。
据陶峙岳回忆:“他对起义，深表赞同。南疆由他负责。我们相约，在人民解放军来到前要极力设法保持部队和地方的安定局面。待解放军接近，就派人员接洽，把部队交出去。部队交妥了，我们两人都让开，解甲归田，别无他求。”
由于赵锡光赞同起义，陶峙岳对南疆非常放心，使他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与北疆驻军中的实力人物马呈祥、叶诚、罗恕人等就部队东调问题、新疆出路问题、和平起义问题，进行恳谈。
当时赵锡光所属的三个步兵旅、两个骑兵旅分驻于吐鲁番(二三一旅)焉耆(一二八旅)、阿克苏(六十五旅)、莎车(骑兵第四旅)、喀什(骑兵第九旅)等军事政治重镇。
这样使驻玛纳斯以东到奇台、哈密一带的马呈祥、叶诚的部队处于北有蒙古人民共和国，西有三区民族军，南去道路行不通的形势下，不得已而放弃抗拒人民解放军，和陶峙岳将军取得谅解，离开新疆，经印度出走，保证了新疆和平起义的胜利。
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起义后，赵锡光驻南疆的五个旅中，虽有少数部队在库车、轮台、焉耆等地发生过抢劫，在吐鲁番、鄯善发生过一些叛乱事件，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兵是识大体，顾大局，拥护起义，维持地方秩序的。
他们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守卫南疆，和国民党驻疆部队、政府，共同完成了起义壮举，使新疆各族人民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。
新疆和平起义后，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，赵锡光任兵团副司令员兼九军军长。1954年8月，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，赵锡光任兵团副司令员。
1950年，我在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任政治委员，部队经过一二两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、民主诉苦运动和建党建团工作，于3月间进入沙湾小拐垦区。
由于准备工作不足，粮食发生困难，一度濒于断粮，部队思想出现了动荡。
在此困难时期，赵副司令员和兵团其他几位首长来到我团，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，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，使部队得以正常地进行生产。
记得赵副司令员在讲话时曾用米丘林的话鼓励我们:“要向大自然去索取，而不是等待乞求它的恩赐。”
我当时深为敬佩，他已经开始读苏联农学大师米丘林的书了。两个月后，他又单独来到我团，对我说:“上次走后我一直不太放心，这次再来看看。”
我对他非常感激，觉得他是一位忠厚诚笃、办事认真、关心部队的好领导。
他不善词令，但却能言简意赅的说明问题，果断的处理问题，引起了我对他的衷心敬重。自此以后，我们来往较多，并有较深的私谊，成为我的良师益友。
1950年11月，二十二兵团设立石河子城建工程处(不久改为基本建设处)，赵锡光兼任处长，张仲瀚兼任政委，直接领导石河子新城的建设工程和全兵团的基建工作。
那时候，石河子四处是一片戈壁荒滩，只有老街住有二十多户人家。
1951年初，寒风凛冽，大雪铺地，工程部队进入石河子后住的全是马架房(用苇秆搭成的一种形似马架的小房)，晚上睡觉不敢脱帽，第二天一早被头上呵出的气结成了冰。更困难的是没有蔬菜吃，有时连面粉也不能按时领到。
赵副司令员身先士卒，和指战员们吃住在一起，同甘共苦。他常以“我们正在从事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，第一座军垦新城就要在我们手中诞生，我们是在建设祖国的边疆，苦算得了什么!"勉励部属，克服了困难。
他戎马生涯半辈子，不懂得建筑学，就废寝忘食学习城市建筑知识。
1951年冬，他从北京买来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，一部分送给工程处干部学习，一部分留下自学。他对科技人员很尊重很关心，不求全责备。
工程处只有一位从新疆军区工程处借调来的马文达工程师。赵锡光看到马文达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上也很艰苦，于是特地给他增加一个半中灶的津贴费(一个中灶40.元，一个半中灶合当时人民币60元)。使马工程师很受感动，决心扎根石河子，建设好石河子。
石河子建设所用材料，大都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，大量的林材要组织战士上山采伐。
冬季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，积雪没膝，山陡路滑，常有战士摔伤。
赵锡光亲自上山察看伐木现场，他了解到战士摔伤的原因是因地下太滑，于是他要求材料组派专人打制铁抓钉，每个伐木战士发一付，让战士绑在脚上，战士们伐木时脚下生了“根”，安全得到了保证。
赵锡光是个讲实际、爱护下级的人。1952年，部队物资供应紧张，生活相当困难，他去南山的各伐木连队检查工作，发现山里的野猪很多，就指示各连队，每连抽两名枪法好的同志去打野猪，解决了战士的吃肉问题;
他看到战士们住的木板房漏雨，就立即抽调一些人，搞些草，和成草泥，把房顶抹好;看到伐木工人使用的工具五花八门，有平锯、架子锯、鱼肚锯，也有用大斧的，就问他们:“你们说说哪种工具好使?”
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鱼肚锯!”接着列举了鱼肚锯的优点。他便采纳了战士的意见，派人买来了不少鱼肚锯，大大提高了伐木的效率，他随身带着一支手杖式的行军独脚凳子，哪里有战士，就把凳子一支，同战士谈心。大家都夸赞他平易近人，没有官架子。
石河子建城的序幕拉开后，工作千头万绪，他不但和张仲瀚政委一道，讨论决定城市规划布局，还亲自组织施工，检查质量。
现在矗立在市中心的一栋四层行政办公大楼，就是1952年在没有吊车、没有起重机，全凭战士们的两只手，在5个月内(从5月2日到9月底)建成的;
他日夜操劳，每天从早晨7点一直忙到晚上2点，呕心沥血，一心扑在新城的建设事业上。
1953年秋天，他的胃病(当时不知是癌)已相当严重，陶峙岳、张仲瀚等兵团领导多次劝他去住院治疗，他总是说:“我的病不碍事，等把医院盖好后再说。”(当时正在兴建兵团医院-即今石河子医学院附属医院)
1954年秋，兵团医院建成后，他才在陶峙岳司令员和张仲瀚政委再三劝促下去兰州治病，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。
1954年9月，我和鱼正东同志去北京观礼，路经兰州，到医院去看他，他刚做过手术，切除了胃，人显得特瘦，强打起精神向我们问这问那。
特别是问到石河子新城的建设情况时，他说:“我一出院就回石河子去休养，还可以做点工作，在那里，我一切都会感觉良好。”
我到北京后，向王震同志汇报了赵锡光开刀后的情况。王震同志也很关心，正在给他找一种治癌的药。
1955年春天，他出院返回新疆，住在刚修好的新疆军区医院，体重由87公斤降到43公斤，脸色蜡黄，骨瘦如柴。
我当时也在住院，经常到他病房去看他。
记得有一次他诚恳地对我说:“我这个人大半辈子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厮混，站在人民的反对面，是有罪的;‘9·25’起义也是在张文白(张治中)将军和陶司令员的导引下，才站到人民方面来，可惜只有短短五年多时间，才开始为人民工作，我就害这个要命的病。
我自己也知道日子不会长了，看来我是只能做一名党领导下的军人，而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。”
说罢，长叹不已，语不成声，珠泪欲下。
住院期间，王震同志从北京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。张仲瀚同志从兰州西北军区总医院请来外科主任给他复诊。他对这些都表示感激不已。
9月间，他在石河子家中卧病，我去看他，他握着我的双手说:“我不能再为人民工作了......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同志。”不久，他就与世长辞了。
他在弥留之际握着张仲瀚的双手，泪流满面说自己生平三大憾事，一没有能够亲自进谒伟大领袖毛主席;二没有能够亲自参与和看到社会主义建成;三没有亲自看到台湾解放。
随后将侄子叫到床前，殷殷嘱咐他要“争取加入共青团，争取加入共产党，永远跟着共产党，做党的好儿女”。
赵锡光将军领导起义有功，解放后又为石河子新城鞠躬尽瘁，他对石河子是有特殊感情的。
我们完全理解他从兰州出院返回乌鲁木齐时，坚持要回石河子他那半地窝子居室的心情。
不久，他便长眠于仅具雏形的石河子新城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石河子已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著名城市。抚今追昔，就不禁想起了我敬重的赵锡光将军。
（写于1985年10月）无息外盘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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